一则来自某头部律所的内部吐槽，近期在社交平台悄然流传。某非诉团队合伙人临时受命，替补出庭一起标的额逾三亿元的股权回购纠纷。庭审结束后，对方代理律师在朋友圈写道：“全程照本宣科，质证环节几乎放弃抵抗，像在念一份尽调报告。”这条动态虽很快删除，却揭开了一个长期存在却鲜少被公开讨论的话题：当非诉律师走进法庭，他们的庭审态度为何常给人“不够投入”甚至“敷衍”的印象？
问题的答案，远比表面观感复杂。
去年，华东地区某中级法院审理的一起公司决议效力纠纷，恰好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。该案中，一家知名私募基金作为原告，主张目标公司股东会决议因通知程序瑕疵而无效。原告代理人是资本市场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非诉律师，曾主导过数十个并购项目。庭审中，这位律师并未像诉讼律师那样围绕程序瑕疵展开密集的举证质证，而是将大量时间用于向法庭说明交易背景、商业逻辑以及决议背后的谈判过程。对方诉讼律师多次打断，认为其陈述“与争议焦点无关”。
判决结果出乎意料。法院最终认定，尽管通知程序存在轻微瑕疵，但结合交易的整体安排、各方的知情程度以及决议的实际履行情况，该瑕疵并未对股东权利产生实质影响，决议有效。判决书中特别指出：“判断公司决议效力，不能脱离公司治理的整体语境和交易的实际履行状态。”这一裁判逻辑，恰恰呼应了非诉律师在庭审中着力呈现的商业全貌。
该案后来被收录进某省级高院商事审判典型案例，其裁判要旨也被多家律所引用。但鲜有人注意到，这位非诉律师在庭后向团队复盘时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打的不是证据突袭，我打的是交易结构。”
这或许解释了非诉律师庭审风格的深层逻辑。非诉律师的日常工作是设计交易、起草协议、评估风险、促成交割，他们的思维是建构性的，而非对抗性的。在法庭上，他们习惯将争议置于交易全局中审视，倾向于用商业合理性去解释法律形式。这种“以建代攻”的策略，在法官具备商事审判经验时往往效果显著，但在习惯于要件式审判的法官面前，则可能显得“重点不明”。当事人和旁听者若以诉讼律师的对抗激烈程度为标准，自然容易得出“态度不好”的结论。
更深层的原因，在于评价体系的错位。诉讼律师的价值在庭审中即时兑现，交叉询问的锋芒、质证意见的精准、辩论环节的感染力，都构成可被直观感知的“努力”。而非诉律师的核心能力——尽职调查的细密、协议条款的周延、交割条件的严密——在法庭上很难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空间。当他们将一份百页尽调报告浓缩成十分钟陈述时，外行看到的是“单薄”，内行看到的却是“取舍有度”。
当然，这并非为非诉律师在庭审中的消极表现开脱。确有部分非诉律师出庭时准备不足，对诉讼程序生疏，质证意见流于形式，甚至对法官的询问反应迟钝。这种“态度不好”是真实的，根源在于律所内部专业分工的壁垒，以及部分非诉律师对诉讼技能的轻视。但若将这种个别现象扩大为对整个群体的判断，则失之偏颇。
真正值得关注的，是争议解决领域正在发生的融合趋势。越来越多的重大商事纠纷，要求代理人同时具备交易思维与诉讼技能。在上述股权回购案中，若非诉律师对赌协议的履行细节烂熟于心，若非诉律师能精准指出回购触发条件与交割前提的对应关系，案件结果可能截然不同。反过来，诉讼律师若不懂交易结构，也容易陷入“为争而争”的被动局面。
对当事人而言，评判律师庭审表现的标准，不应是“像不像诉讼律师”，而应是“是否有效维护了权益”。对律师同行而言，与其纠结于庭审风格的差异，不如思考如何打破专业壁垒，在各自短板处主动补位。对行业管理者而言，律所内部建立非诉与诉讼团队的常态化协作机制，或许比争论“谁更会打官司”更有意义。
回到最初那条被删除的吐槽。它反映的不仅是个别律师的庭审表现，更是法律服务市场专业化分工后必然出现的认知摩擦。非诉律师不必在法庭上模仿诉讼律师的凌厉，但应当学会用诉讼律师听得懂的语言，讲清楚非诉律师看到的交易全貌。诉讼律师也不必以对抗强度为唯一标尺，而应尊重不同专业背景带来的视角差异。
法庭从来不是单一风格的竞技场，而是不同法律思维共同服务于公正裁判的场所。态度好坏，终究要以专业贡献为尺度，而非以姿态激烈程度为标尺。当一位非诉律师能在庭上清晰揭示一笔复杂交易的真实意思，并因此呢帮助法官作出更符合商业实质的裁判时，他的态度，已经足够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