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执业十二年的出庭律师，在赶往法院开庭的路上被一辆违规变道的货车撞成十级伤残。当他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时，却收到一纸不予认定的决定书。理由听起来挺“专业”：律师与律所签订的是合伙协议，不属于劳动关系；且事故发生地不在其“日常工作场所”。这场围绕“上下班途中”这一法定要件展开的行政诉讼，历时两年，最终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，责令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。该案经一家专注行政争议解决的律所代理，入选了2024年度该省法院行政审判典型案例，也为全国数十万执业律师的工伤保障问题撕开了一道口子。
事情要从2022年春天说起。北京某中型律所合伙人张律师（化名）清晨六点半从家中出发，前往海淀区人民法院参加一起商事案件的证据交换。他驾驶的车辆在四环主路被后方超速行驶的货车追尾，导致颈椎骨折、右臂神经损伤，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。住院期间，律所行政人员提醒他可以申请工伤。张律师备齐材料向区人社局提交申请，却收到一纸冷冰冰的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人社局的逻辑链条有三环：其一，张律师是律所合伙人，持有合伙份额，与律所之间是“合伙关系”而非“劳动关系”；其二，律师的工作场所是办公室和法庭，“上下班途中”的路线应当是从家到律所办公室，事发地点在去法院的路上，不属于“合理路线”；其三，律师工作时间自由，不受律所考勤管理，不符合“上下班”的时间特征。
张律师找到一家以行政法为专长的律所代理诉讼。代理律师没有在“合伙关系是否构成劳动关系”这一死结上硬碰硬，而是迂回切入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核心——“在上下班途中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”。代理策略分两步：第一步，调取律所合伙人会议纪要、分配方案、日常管理记录，证明张律师虽为合伙人，但接受律所统一管理、从事律所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，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；第二步，用证据重构“合理路线”的认定标准，提交法院传票、案件排期表、导航轨迹截图，证明当日前往法院开庭是律所安排的工作任务，事发路线是家至工作地点的合理延伸。
一审法院采纳了代理意见，撤销不予认定决定。人社局上诉，二审法院改判维持不予认定，理由是“合伙人不属于工伤保险覆盖范围”。案件进入再审。省高院在2024年6月作出再审判决，撤销二审判决，维持一审判决。再审裁定书中的一段论述成为后续同类案件的引用范本：“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受伤，其工伤保障权益不应因合伙形式而被排除。合伙人与律所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，应结合管理从属性、经济从属性、组织从属性综合判断，不宜以合伙协议之名否定事实劳动关系之实。”关于“上下班途中”的认定，高院进一步明确：“律师前往法院出庭，系其执业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，应视为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。从家到法院的路线，属于上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。”
此案之后，该省人社部门调整了工伤认定内部指引，明确将“律师前往法院、仲裁机构、客户单位等执业场所”纳入工作场所合理延伸范围。2024年下半年，至少三个省份的人社厅在类似案件中援引了该案的裁判逻辑。对于企业法务而言，此案的价值在于重新审视“合伙”“合作”“承包”等非标准用工形式下的工伤风险——形式上的合伙协议不足以对抗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，用人单位仍可能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对于律师同行而言，它是一记迟来的警钟：全国超过60万执业律师中，相当比例以合伙人或提成律师身份执业，一旦发生通勤事故或执业伤害，工伤认定往往因“身份模糊”而陷入困境。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此案触及的是工伤保险制度在面对新业态用工时的一个基础性命题：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，究竟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。当律师、会计师、医师等专业服务人员越来越普遍地以合伙、合作、独立承包等形式提供劳动时，如果工伤保障体系仍以传统的“标准劳动关系”为唯一入口，则大量实际从事从属性劳动的专业人士将被排除在保障网之外。省高院的再审判决没有止步于个案纠偏，而是通过裁判说理明确了“事实优先于形式”的审查原则，这为后续司法解释或立法修订提供了可参考的裁判样本。
张律师在拿到再审判决书后，向代理律所发了一条短信：“这案子赢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工伤认定。”两年诉讼，争的是一个十级伤残的工伤待遇，厘清的却是专业服务行业数十万人“上下班途中”的法律边界。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，不应因一纸合伙协议的抬头而绕道而行。当出庭律师自己站上法庭，为的正是让那条通往法院的路，也被法律认定为通往工作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