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，在社交媒体上点评时事，在行业交流中臧否人物，本是职业常态呗。但是，当专业评价与个人声誉发生碰撞，一句措辞不当的评论、一篇基于片面信息的“爆料”，都可能将律师自身推上被告席。近三年来，律师因公开发表言论被诉名誉侵权的案件呈上升趋势，其中既有当事人对代理律师的“反向维权”，也有同行之间的“口水战”升级。如何在履行律师职责与尊重他人名誉权之间划定清晰边界，已成为执业律师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2024年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的一起名誉权纠纷案，为行业提供了重要参照。该案原告为一家中型律所的创始合伙人，被告则是同城另一家律所的执业律师。双方因一起商业诉讼的代理策略产生分歧，被告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及多个律师微信群中发布长文，称原告“伪造证据”“与对方当事人存在利益输送”，并使用了“律界败类”等激烈措辞。文章发布后迅速在法律圈传播，原告随即以名誉权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，要求被告删除文章、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合理支出共计50万元。
一审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的文章虽涉及对原告执业行为的批评，但其中“伪造证据”“利益输送”等核心指控缺乏事实依据，且被告在发布前未向原告或相关司法机关核实，主观上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。同时，“律界败类”等表述已超出正当评论范畴，具有明显侮辱性质。据此，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构成名誉侵权，判令其删除涉案文章、在微信公众号及微信群中连续七日发布道歉声明，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及维权费用2万元。被告不服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维持原判，但在判决书中进一步阐明：律师对同行执业行为的批评，若涉及违法违纪指控，应当向律师协会或司法机关实名反映，而非通过自媒体进行“舆论审判”；即使批评部分属实，使用侮辱性言辞仍可能独立构成侵权。
此案的核心法律争议点在于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平衡。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，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，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、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。同时，第一千零二十五条为舆论监督设定了免责空间：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、舆论监督等行为，影响他人名誉的，不承担民事责任，但捏造、歪曲事实、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，或使用侮辱性言辞贬损他人名誉的除外。本案中，被告的抗辩理由正是“舆论监督”与“公共利益”，但法院并未采纳。原因在于，律师之间的业务分歧及个人评价，通常不直接涉及公共利益；即便涉及行业治理，也应当遵循行业自律程序，而非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以“监督”之名行贬损之实。
对执业律师而言，此案至少带来三点实务警示。其一，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，律师公众号、朋友圈、行业群组的发言同样受名誉权约束。部分律师习惯将法庭上的对抗性语言延伸至庭外，甚至以“专业打假”为名公开指控同行，这种策略极易越界。其二，批评与侮辱的界限在于“就事论事”还是“人身攻击”。即便有初步证据表明同行存在违规行为，也应通过律协投诉、司法建议等正式渠道反映，公开使用“败类”“黑律师”等标签化词汇，几乎必然被认定为侮辱。其三，核实义务不因“听说”或“业内传闻”而免除。被告在庭审中曾辩称其信息来源为“多位同行证实”，但法院认为，涉及同行重大职业操守的指控，应当向权威机构求证，而非依赖未经核实的转述。
从行业生态看，名誉侵权纠纷的增多，折射出律师行业竞争加剧与社交媒体放大效应叠加下的新型风险。一方面嘛，律师通过自媒体打造个人品牌已成常态，但部分为博取流量，刻意制造对立、渲染“黑幕”，将专业讨论异化为情绪输出；从另一方面说嘛，青年律师在面临资深律师的公开批评时，往往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，诉讼虽能恢复名誉，但过程漫长且成本高昂。所以，律所内部建立言论合规指引、律协加强执业纪律培训，已显得尤为迫切。
名誉是律师执业的重要资产，但维护名誉的方式不应以侵害他人名誉权为代价。在表达自由与人格尊严之间，法律划出的红线清晰而具体：事实有据、措辞理性、渠道正当、目的善意。对于以“维护正义”为使命的律师群体而言，尊重他人的名誉权，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最基础的践行。当每一位律师都能在发言前多一分审慎、在批评时多一分克制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互信与尊严，才不至于在内耗中消磨殆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