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，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身亡，能否认定工伤？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，各地裁判标准不一罢了。2024年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结的一起超龄农民工工伤认定行政纠纷案，为这一争议提供了重要裁判参考。该案由某知名律所代理，历经工伤认定、行政复议、一审、二审和再审五个程序，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工伤认定结论。案件的曲折过程，折射出民事律师在工伤认定服务中的专业价值。
案情并不复杂。2022年3月，62岁的王某经老乡介绍，进入某建筑劳务公司承建的工地从事杂工工作。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公司也未为其缴纳工伤保险。当年7月的一天下午，王某在清理工地物料时突发脑出血，经送医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。家属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，人社局以王某超过法定退休年龄、与公司不构成劳动关系为由，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。
家属委托律师介入后，案件走向发生转折。律师团队先说梳理了王某与公司之间的用工事实：王某接受公司现场管理人员的工作安排，按日计酬，考勤由公司班组长记录，工资通过班组长微信转账发放。这些证据链条虽不完整，但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事实用工关系。律师随即代理家属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。
一审法院认为，王某超过法定退休年龄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应认定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，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并无不当。家属败诉。
二审维持原判。此时，许多当事人可能选择放弃，但律师团队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：王某虽超过退休年龄，但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也未领取退休金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相关答复精神，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，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伤亡的，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。律师据此向省高院申请再审。
再审阶段，律师进一步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发布的行政审判典型案例中的裁判要旨，强调工伤认定的核心标准是“工作原因、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”，而非劳动关系的有无。最终，省高院再审撤销原判，责令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。2024年底，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，家属获得工亡待遇近90万元。
这起案件的意义远超个案本身。它触及了工伤认定领域一个长期存在的制度痛点：劳动关系确认与工伤认定之间的关系。传统观点认为，工伤认定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；但近年来司法实践逐渐倾向认为，工伤认定的核心在于“三工”要素，劳动关系只是判断的参考因素之一。这种裁判理念的转变，对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从实务角度看，民事律师在工伤认定服务中的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。其一，证据梳理与事实重构能力。工伤案件往往缺乏书面劳动合同，律师需要从考勤记录、工资流水、工作群聊天记录、证人证言等碎片化信息中重建用工事实。其二，法律适用的精准判断能力。工伤认定涉及工伤保险条例、行政诉讼法、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等多个法律文件的交叉适用，且各地裁判标准存在差异，律师需要准确预判案件走向并选择最优诉讼策略。其三，程序推进与沟通协调能力。工伤认定程序涉及人社局、用人单位、法院等多方主体，律师需要在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、劳动仲裁等多个程序中灵活切换，为当事人争取最大权益。
当前，随着平台经济、灵活用工等新型用工模式的兴起，工伤认定案件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态势。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伤认定问题，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新课题。2025年，多地法院开始探索将“算法控制”程度作为判断用工关系性质的重要参考因素，这为律师代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新的论证路径。
对于企业法务而言，这起案件也敲响了合规警钟。用人单位聘用超龄劳动者时，不能简单以“劳务关系”规避工伤保险责任。建议企业通过购买雇主责任险、单工伤保险等方式分散用工风险，同时在用工协议中明确工作、管理方式、报酬支付等核心条款，避免因事实用工关系不清而陷入被动。
工伤认定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法律题。它关乎劳动者的生存尊严，关乎企业的用工合规，更关乎法律对实质正义的追求。在这条充满不确定性的维权道路上，专业律师的介入往往成为破局的关键。他们不仅是法律条文的适用者，更是事实真相的挖掘者、程序正义的守护者和制度进步的推动者。当一位超龄农民工的家属在再审胜诉后含泪说出“总算有个说法”时，这或许就是法律服务最朴素也最深沉的价值所在。